疫情期間，船舶面臨限制靠泊、檢驗隔離等防疫措施如何應對？貨物運輸途中發生疫情，承運人變更運輸路線，是否違法了法定義務？受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的影響，一些國際運輸合同面臨無法履行的風險，相關的涉外商事海事案件亟需解決有關適用法律問題。6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三）》（以下簡稱《意見》）, 對上述問題作出了解答。
此次發布的《意見》，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前期發布的系列指導意見基礎上，結合審判實踐需要，聚焦受疫情影響較大的運輸合同、涉外商事海事案件的適用法律問題，提出指導意見。
承運人在船舶開航前和開航當時
負有謹慎處理使船舶處于適航狀態的義務
船舶開航前，有的船舶可能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無法在合理期間內配備必要的船員、物料。有的船舶可能無法到達裝貨港、目的港。還有的船舶可能一旦進入某受疫情影響港口，就無法再繼續正常航行、靠岸。在這些“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能歸責于承運人和托運人的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形下，承運人可以依據《海商法》第九十條規定解除合同并不負賠償責任。
解讀：
承運人未謹慎處理，導致船舶因采取消毒、熏蒸等疫情防控措施不適合運載特定貨物，或者持證健康船員的數量不能達到適航要求，托運人主張船舶不適航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托運人僅以船舶曾經停靠過受疫情影響的地區或者船員中有人感染新冠肺炎為由，主張船舶不適航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船舶開航前，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出現以下情形，導致運輸合同不能履行，承運人或者托運人請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九十條的規定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無法在合理期間內配備必要的船員、物料；
（2）船舶無法到達裝貨港、目的港；
（3）船舶一旦進入裝貨港或者目的港，無法再繼續正常航行、靠泊；
（4）貨物被裝貨港或者目的港所在國家或者地區列入暫時禁止進出口的范圍；
（5）托運人因陸路運輸受阻，無法在合理期間內將貨物運至裝貨港碼頭；
（6）因其他不能歸責于承運人和托運人的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形。
因疫情被限制靠泊，妥善保管貨運，及時通知貨放承運人可不承擔違約責任
在運輸過程中，一般而言，承運人應當在合同約定的卸貨港交付貨物。如果因為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承運人無法在原定的目的港卸貨，承運人應當和貨方進行協商。協商不成的情況下，除合同有明確約定外，承運人在充分考慮托運人或收貨人利益，就貨物保管作出妥善安排并履行通知義務后，有權選擇在目的港鄰近的安全港口或者地點卸貨。
解讀：
目的港具有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被限制靠泊卸貨等情形，導致承運人在目的港鄰近的安全港口或者地點卸貨。
除合同另有約定外，托運人或者收貨人請求承運人承擔違約責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承運人卸貨后未就貨物保管作出妥善安排并及時通知托運人或者收貨人，托運人或者收貨人請求承運人承擔相應責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法院幫忙協商解決
疫情防控期間產生的超期費
《意見》也明確，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導致集裝箱超期使用，收貨人或者托運人請求調減集裝箱超期使用費的，人民法院應盡可能引導當事人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可以結合案件實際情況酌情予以調減，一般應以一個同類集裝箱重置價格作為認定滯箱費數額的上限。
訂艙后，因疫情原因，航次取消或變更，貨代盡到義務且及時通知，法院予以支持，可不承擔損失
貨運代理企業以托運人名義向承運人訂艙后，承運人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取消航次或者變更航期，托運人主張由貨運代理企業賠償損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貨運代理企業未盡到勤勉和謹慎義務，未及時就航次取消、航期變更通知托運人，或者在配合托運人處理相關后續事宜中存在過錯，托運人請求貨運代理企業承擔相應責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在沒有明確要求下，港口經營企業擅自以檢疫隔離為由限制船舶停泊期限，要承擔賠償責任
2020年1月29日《交通運輸部關于統籌做好疫情防控與水路運輸保障有關工作的緊急通知》規定：
嚴禁港口經營企業以疫情防控為名隨意采取禁限貨運船舶靠港作業、錨地隔離14天等措施。
在港口經營企業所在地的海事部門、港口管理部門沒有明確要求的情況下，港口經營企業擅自以檢疫隔離為由限制船舶停泊期限，船舶所有人或者經營人請求其承擔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國際私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陳衛佐告訴記者：“此次意見平衡了受疫情影響較大的運輸合同、涉外的海事商事合同兩種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利益。此前，《指導意見一》已經對此次疫情定性，規定相關合同，主要是民事合同適用不可抗力規則。此次則是對指導意見一‘不可抗力規則’在運輸、海事商事合同案件的進一步細化。比如貨物運輸合同中，此次指導意見明確規定了為了旅客、貨物安全可以合理繞行，所以時間延遲的話，只要及時通知，就可以免除相應責任。”
